世纪性的重大考古 发现——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

作者: 李鄂权

1996年10月,长沙文物工作者在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平和堂大夏建设工地清理发掘一座古井时。出土三国孙吴嘉禾纪年简牍十余万支。这次发现是本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该井的编号为J22,位于走马楼街50号之下。清理时井口上部已遭破坏。井的形状为不规则的圆形,底部略成袋状。直径南北长350厘米,东西310厘米,仅存深度560厘米。简牍表层距仅存井口 150厘米,其上被一层厚150厘米的褐黄色泥土所覆盖。

按考古学的地层划分法,该井分为四层:第一层为揭黄色土,土质纯净,无包含物,厚为20～150厘米。第二层为简牍,中间厚,四周薄,由中间向四周呈坡状堆积,厚20～50厘米。第三层为黑灰土,包含物多为木、竹屑、草藤、树叶、碎砖瓦、青釉瓷片等,厚25～50厘米。第四层为灰褐土,厚310厘米,出土大量的碎砖瓦、青釉罐、碗等。井深512厘米处发现一方形木构井阑,井阑四角各树一根木桩,桩外四边各放置两块木板做井壁,木板四周再填土加固,井阑边长93厘米、宽90厘米、高58厘米。

清理出的简牍呈灰褐色和黄褐色。按形制可分大小木简、木牍、竹简、封检、标识签牌等。简牍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佃租契约类:形制为大木牍,长49.8～54.3厘米、宽2.6～4.3厘米、厚0.4～1厘米。字迹清晰,书写工整,字体隶中带楷,每简字数约100～160字。书写格式由右向左直行书写,内容可分单行或数行不等。二、司法文书类:主要是关于一些文化、经济案件的审理、申述、复核的具体内容和有关程序,形制为尺牍,长23.4～25 厘米、宽 6～6.9 厘米、厚 0.6～0.9厘米。字迹大多清晰,直行书写。木牍上下有两道韦编(联简成册用的绳纶叫韦编)的痕迹,韦编多已朽蚀。三、户籍名册类:主要记载长沙郡所属人口户主的姓名、年纪、身体状况及有关事项。形制除少量的木牍外,绝大部分属于竹简,简长约23厘米、宽1～1.2厘米、厚0.2厘米。竹简的质地较差。粘连较甚,朽坏严重。有字者多写在竹里。四、名刺名帖类:涉及赠物、问安、行政公务方面的内容,形制均为木牍。五、帐簿类: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钱、布、米、器物、租税等方面的出入帐目。又可分列为7个小项,即:1.市租,2.田租,3.关税,4.官吏俸禄,5.借贷,6.钱月旦簿(月度报表),7.长沙郡属诸曹岁尽簿本事(年终财务结算报表)。分别书写在木牍、竹简上。

简牍,是我国古代用来记录文字的材料。一般来说,用竹子做书写材料的叫竹简,用木条做书写材料的叫木牍。但也有人认为:狭窄长条为简,方宽形状为方或者版牍。《说文解字》亦说:“简,竹为之;牍,木为之,牒札其通语也。”所以简牍又叫牒札。从春秋战国开始,古代劳动人民就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秦、汉时代广泛使用。即便在东汉和帝时真正的植物纤维纸产生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简牍还仍然作为书写的材料,其后,印刷术出现,纸被推广为主要的书写工具,简牍才渐次退出历史舞台。简牍何以会成为一个时期的书写材料呢?究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1.甲骨和钟鼎弈器作为书写材料的局限性。古人最早用来记录文字的甲骨和钟鼎量少而厚重,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密切的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的需要。2.社会的向前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金属工具(刀、削、锯、刨等)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容易获取又便于长久保存的竹、木和帛绢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书写的材料。3.纸的出现和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时代来得较晚。

走马楼简牍有嘉禾纪年的确切记载,“嘉禾”即为三国孙权的年号,共历七年,即公元232年至238年。史书记载,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荆州被一分为二,曹魏得南郡以北,孙吴据南郡以南,南北均沿袭置荆州。建安二十年(215),吴将鲁肃与蜀将关羽战于益阳,孙刘议和,双方以湘江为界,长沙、桂阳二郡归孙吴;武陵、零陵属刘蜀。建安二十四年(219),吴将吕蒙袭江陵,败关羽,尽有荆州,湘境遂为孙吴所有。走马楼纪年简牍书写有孙吴嘉禾的年号,就是有力的证据。那么,为何数量如此巨大的简牍会放置在一个废弃的井里呢?人们也许自然会联想当时长沙(当时叫临湘)的战略位置而认定与战争有关。但从已经清理出来的材料来看,这批简赌多是孙吴时长沙郡有关机构的档案文书,其中许多是契约合同的记录,必须妥善保存,有意识地将它放在废井里,既可以做到到期失效,就此作废,也可达到郑重封存,避免流失的目的。

走马楼简牍内容涉及三国时代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租税、户籍、司法、职官诸多方面,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距今1700多年人们当时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经济关系等等,可大大增补史料之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特别是三国魏晋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土地赋税制度、社会阶级关系、历史地理和书法艺术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